主题：人大国学院副院长亲赴“曹操墓”针对六大证据提六大质疑

中国网1月12日报道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消息一经公布即引来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媒体上各种质疑的声音不断，一时舆论哗然。在各种质疑都还停留在“打嘴仗”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2010年新年第三天亲赴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走访了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现场及相邻的河北临漳的邺城遗址，回京后以审慎的态度完成了一万余字的考察报告，这是编者目前看到的对这一轰动的“考古事件”所做的最翔实的研究报告，也是目前为探究真相独自亲赴现场做实地考察的第一位学者。

考察报告全文：《风雪新年探曹墓》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2010年1月3日，新年第三天的凌晨五点，我就从大兴区的郁花园小区出发，赶往北京西客站，搭乘早上6点47分开往河南安阳的D133次列车，前往当地独自考察“曹操墓”（姑且这么称）以及相关的史迹，想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

从头天夜晚开始，北京就下起了大雪，这是北京三十多年一遇的大雪与严寒。在北京西站上车时，那雪下得更大了，纷纷扬扬，漫天飞舞。此时，我心中重温学生时代经常负笈游学，考察史迹的情形，反而感到些许温暖。虽然在北京握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我深知，碰到一些史地与考古的事情，还得亲历亲证，才能判定自己的看法是否经得起事实的验证。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写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时，经常带着许多书到各地游历，随时验证自己的观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来之前，通过网上检索与文献查证，发现河南《大河报》上有一则报导，说的是2006年夏天南水北调工程人员在安阳段施工时，发现一批汉魏与北朝的墓群。这些墓群与现在发现的“曹操墓“有着内在的联系，即他们都是古邺城周边存在的汉魏与北朝的墓群，因此，曹操墓的确认必须慎之又慎，且不说七二十疑冢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未被发现的大量地下墓葬群中，说不定有哪一座就是真正的曹操墓，哪一天就会被挖出来呢。2006年9月27日的《大河报》中报导《南水北调安阳现古墓160多座 曹操墓有迹可寻》，其中大概这样记载：

“文物保护世纪行——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宣传大行动”记者采访团昨日来到了南水北调工程河南境内最北端的考古点安阳固岸墓地，该墓地位于安阳县安丰乡固岸村与施家河村东的高台地上。南水北调总干渠在这里呈西南——东北走向穿过墓地，干渠里程到此为728公里，往北不远就是漳河，过了河，就进入河北了。

固岸墓地墓葬分布十分密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去年开始就对固岸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截至目前，清理发掘墓葬160余座，还有一些墓葬正在清理当中。固岸墓地包含的时代从战国到隋代，墓地南区以汉、曹魏、北齐墓为主，北区东魏墓比较多。尽管被盗严重，还是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

主持固岸墓地发掘工作的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介绍说，这些墓葬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为研究豫北地区战国以及北朝时期的葬俗、葬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说，固岸墓地被盗比较严重，盗洞从年代上看有早有晚，最晚的盗洞中有烟盒和矿泉水瓶。

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说，固岸墓地与历史上记载的魏武帝高陵联系密切，这里向东15公里就是古邺城所在地，东距西门豹祠也不远。1998年4月，安丰乡高穴村的一位村民在村西起土时曾挖出后赵建成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志文中有“故魏武帝陵西北角”等内容，明确记载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此墓下葬时间距曹魏时期仅有100余年，因此其记载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可信度。不仅如此，据有关报道，河北省的历史、考古学者们通过大量史料考证、实地勘察后，也将曹操墓锁定在河北省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讲武城乡西部以及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约5平方公里范围内。这几个地方虽然分属河南河北两省，但相距不远，只是中间隔了条漳河。考古专家介绍说，固岸墓地发掘了一些曹魏时期的墓葬，这将有助于了解曹魏时期的丧葬习俗和文化特征。同时，这个墓地的发掘也将为探寻曹操墓提供有意义的线索。

当时，我们因为没能看到当初墓葬群的发掘情况，有些沮丧。不过，后来在考察完曹操墓去往西门豹祠的路上，向导对我们说，在离此处不远的地方，还有两座没有回填的古墓挖掘现场，可以顺便去看看。于是我们又转到那两个古墓发掘地，饶有兴趣地下去看了看。这是两座普通人家的墓葬，大体上属于与固岸墓葬同时的小型墓葬。

看得出来，这一片墓葬到处都是。向导对我们说，这一带近几年出土的古墓很多，盗墓的事也很多，“暗中挖墓的人多着哩，有东西的人家多着呢，别看这里的人外面穷，有钱人也不少咧，告诉你们吧，那曹操墓三年来，进进出出，没人管。”我问他，现在是不是查得很紧，他回答说，那是现在，以前根本没人管。我们的车又一路在田野中驶去，见路两旁有许多小砖窑，向导说，那些小砖窑，有的是当地穷，靠经营砖窑营生；但也不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即以开砖窑为幌子行盗墓之实的人。最近几年当地政府不再轻易批准开砖窑了。

别克商务车向西开过三公里后，终于见到了“曹操墓”的发掘现场，车子停了下来。也许今天还处在元旦第三天的长假中，加之下午一点左右，寒气逼人，偶尔还漂起一些雪花，正门处没有了特警站岗，只有一位老太太在看守。门口右边竖着安丰乡派出所的警务室小活动板房。上面贴着安阳市公检法的通告，敦促那些盗墓者赶快自首。

我们不顾严寒，围着发掘现场四周开始考察，只见现场左边是一片砖场的砖块，往边上绕过去，站在土堆上，透过一米多高的围挡，可以向里清楚地看到发掘里面的情况。里面建起两个很大的钢棚，左边的一座上方挂着用红色的横幅写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字样，右边的横幅则写着“保持文物，人人有责”。左边的就是“曹操墓”即二号墓，后边的则是一号墓，刚发掘不久。想想左边的那座二号墓热得不行，门庭若市，右边的一号墓却是门前冷落，无人问津，真是冰火两重，天壤之别。

我一边考察，一边依据来之前反复查阅的资料，进行了分析与思考。从现场看到的一左一右的两座墓来分析，左边的二号墓被盗严重，面目全非，但已经发掘并被宣布是“曹操墓”，而右边的刚开始开掘，未知究竟。我觉得为什么不等右边的一号墓挖掘结束，认定清楚后再来确认曹操墓的真假呢？从现在的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来看，曹操是明确地在遗令中提出要让他亲信的大臣死后陪葬。公元218年，曹操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曹操明确提出要将自己的墓地设在西门豹祠以西的高地上，土地贫瘠，既不封土也不种树，要专门划出陪葬区，以便亲信大臣的陪葬。根据历史记载，此后在这块地方陪葬的大臣不少，以至于西陵因陪葬人员多，香火兴旺，曾引起曹丕的批评，以有悖于父皇节俭遗训之名，明令加以禁止。因此，如果要设定二号墓是曹操墓，一号墓的真相就至关重要，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证据。说不定哪一天结果会倒过来，一号墓恰恰是曹操，而二号墓倒是陪葬的大臣呢？我想起一位专家论证二号墓主是曹操墓时，断言因为周围没有发现相似的大墓，所以二号墓肯定就是曹操墓，真是奇哉怪也！你还没有弄清楚一号墓里情况，怎么就能断定一号墓就不是大墓呢？我看到有一则消息报导，河南考古队的潘队长称：“一号墓目前还在发掘中，目前工作量仅进展到三分之一，而且还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也就不好猜测。”至于是否会在一号次墓内发现曹操墓的新证据，成为悬念之一。潘伟斌说，“至于一号墓的主人是谁？跟曹操有什么关系？这个在我们没有发掘到墓底、拿到确切证据之前，不好进行猜测。估计201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就能发掘完毕。”为此，邯郸学者刘心长、王福生等人谈及一号墓时质疑，一号墓与二号墓同样坐西朝东，且并紧邻一起，其“价值”定不可估量，既然再等几个月一号墓就能发掘完，河南省有关方面为什么不等整个发掘活动完毕后，再公布“曹操墓”的消息？在未解开一号墓之谜的情况下，就宣布找到了“曹操墓”，不免让人感觉“曹操说到就到”，确实有点儿快。这种确认方法能说是严谨的吗？

从二号墓的历史情况来看，从魏晋时期一直到现在，墓室多次遭到盗扰与洗劫，不光是文物丢失，而且历史遗迹也遭到破坏。据河南考古队的潘队长说，当初他们闻讯前往开掘时，也没抱什么希望。要在这座面目全非的墓中找到曹操墓的确认证据，可以是几乎不可能的，这种考古可谓先天不足。

我们在警务室活动板房的东侧看到了当地公检法机关《关于敦促盗掘西高穴曹操墓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投案自首和上缴文物的联合通告》，还看到旁边贴着一张寻人启事，令人忍俊不禁。通告的最后一条写着：“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盗掘曹操墓和倒卖捡拾墓内文物的案事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将视事给予线索提供者五百元至十万元现金奖励。”使人想到，当地政府可能想通过此举找到确认“曹操墓”的证据，初衷未尝不好，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激发造假者的“献宝”，而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的证据究竟能有几份可信与说服力？

从固岸村到这边的考察，使我真切感受到安丰乡这一块地方到向北的河北一带，在汉魏与北朝时代，因为古邺城的繁荣与历史缘因，造成墓葬云集，还没有发掘，或者将来极有可能出土的大型墓葬还有很多，怎么能在证据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断定曹操墓呢？这种情况，与曹植墓的发现截然不同，曹植墓地处东阿鱼山，此地历来是偏僻穷困之地，基本上没有王公贵族的墓葬，曹植墓的地理位置没有发生大的变动，所以采用排疑法很容易加以排除，而从固岸村到西高穴村的墓葬星罗棋布，不经过仔细的排查而勿忙对于曹操墓加以“确认”，是否有些唐突呢？

至于曹操墓中的关键证据，那些魏武王用的石碑与石枕，有两样重要的证据是从盗墓贼那里缴获的，而在这片盗墓猖獗，文物流散混乱不堪的地方，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怎么可以作为认定曹操墓的重要证据呢？尽管还有从墓中出土的其他七块石牌，但从盗墓贼只要有一块石牌是那里缴获并用来作为重要证据的，人们就有权利质疑全部证据的可靠性，因为这有悖于文物考古的基本法则，也是对于公众发布消息时的不严肃。

还有曹操墓中的男性头盖骨，现在鉴定为六十岁左右，而曹操去世时六十六岁，六十岁与六十六岁之间在证据链上竟然可以无缝对接，作为“六大证据”之一，就更让人无语了。还有另外两具女性遗骨的身份也无法作出解释，只好由着大家去猜测甚至想象了。

汉末出土的大墓固然没有发现墓志碑，但是发现墓志砖的却不少，曹植墓在山东鱼山的被确认，便是1977年3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墓室前门道高约3米处的墓壁上发现一块铭砖，铭文记载该墓墓主为曹植。《文物》杂志1979年第5期为此刊发了一篇《山东东阿县鱼山曹植墓发现一铭文砖》的论文。遗憾的是，比曹植更重要的曹操墓中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过硬证据，难道这是可以用汉末出土的墓中没有墓志为理由来搪塞的吗？

曹操在洛阳临死前颁布的《遗令》中明确宣布：“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但是在二号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玉器，并且被作为重要证据，令人不禁要问，既然曹操明令“无藏金玉珠宝”，为什么这里有大量的金银玉器。我们不能在论证曹操墓为何没有壁画时，用薄葬来解释，而到解释这一现象时却竭力加以回避。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论证方法，显然有违于学术规范，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既然你在这里用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作为证明墓主是曹操的最有力的证据；那么人们也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墓中出土的大量金银玉器来证明这不是曹操墓的最有力证据，因为曹操死之前明令“无藏金玉珠宝”，他的儿子与大臣们怎么会违背呢？现在出土的大量金银玉器又该作如何解释呢？

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发现竟也有六条质疑，姑且也算作我针对“六大证据”的“六大质疑”吧。

探秘西门豹祠：安阳县安乐镇的西门豹祠与历史上西门豹祠不是一回事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车离开曹操墓所在地，车行一刻钟左右，来到东边的西门豹祠考察。这里靠近京广线与107国道，只见在桥洞左侧的高地上，竖立着一座破旧的牌楼。右边有几座破旧的棚屋，当中的一座里面的壁上用粉笔画着一尊象，写着“西门大夫神位相”，石桌上供奉着简陋不堪的牌位与香炉，没有一点像样的供物。外边的西门豹祠只是一座破旧的牌楼，与想象中的西门豹祠的格局相去甚远。我们围着它左看右瞧，只见几块模糊不堪的石碑，好象在诉说着往昔的悲凉。据说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中，这座西门豹祠也被毁，仅存宋、明、清、民国的4块石碑。后来当地政府建造了一座碑楼，将4座石碑砌到一起，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关于现在这座安阳县安乐镇上的西门豹祠，能否成为判定曹操墓方位的重要证据，许多人是心存怀疑的，主要是它与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是不是一回事。年代久远，历经沧桑，此西门豹祠早已不是彼西门豹祠了，这不仅是一种推断，而且史籍上屡有记载。公元307年，当时的胡人将军石勒攻破邺城，邺城在战乱中受到破坏，士民惨遭屠杀，西门豹祠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后来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攻破邺城，石勒逃走。公元330年，石勒在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建立称皇帝，建立后赵。公元333年，他的侄子石虎在石勒死后夺取了后赵政权。335年，石虎迁都邺城，大造宫室，公元340年，石虎重建西门豹祠，但石虎是羯人，残暴成性，他对于汉族人民纪念西门豹的文化心理是不会认同的，仅仅是将西门豹当作神灵来看待，幻想保佑其统治。他不会在原址上再建西门豹祠，他所建的西门豹祠已不是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了。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公元559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因天旱求雨无果，一怒之下毁掉西门豹祠，将西门大夫的坟也掘了。《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天保九年：“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唐代史学家李百药编修的《北齐书》曾记载这个家伙的暴行：“凡诸杀害，多令支（肢）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迷信鬼神，他对于汉族人民心目中的西门豹是不认同的。汉族人民纪念西门豹恰恰是感戴他任魏国邺令时投巫于河，兴修水利，为民造福的事迹。迄至公元580年，隋文帝杨坚因当时邺城反叛，攻灭邺城后焚毁全城，迁移士民，从此邺城再也没有重建，西门豹祠也再度被毁。

现在所见的西门豹祠，据说是宋代之后再建的，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是以我们目前见到的西门豹祠来推断它就是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并以此来断定曹操墓的方位，作为“六大证据”之一，有点脱离历史情境，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水经注•浊漳水》中记载：“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赋》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漳水右与枝水合。”“漳水自西门豹祠，北径赵阅马台。西基髙五丈，列观其上。石虎毎讲武于其下，升观以望之，虎自于台上放鸣镝之矢，以为军骑出入之节矣。”河北省邯郸市政协的文史学者刘心长早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中，就依据《水经注》等文献，考证出曹操时的西门豹祠在今漳河南岸的武城遗址的东南，在河北省的临漳县境内，并且有地下出土的遗物可以证明。（见1998年第1期《新华文摘》所收）在现在的古邺城一带，即今河南、河北两地交界之处，就有好几处西门豹祠。据新华社报道，河北临漳在2009年发现了石赵时期的西门豹祠的奠基石。此外，临漳县的西门豹祠已经在2009年5月正式开馆， 里面存有许多实物与文献记录。据2009年5月4日《 燕赵都市报》报道：“投资200万元的西门豹纪念馆在邯郸市临漳县正式开馆迎客。馆内有西门豹塑像，还陈列有《西门豹资料汇编》、《邺苑奇珍》、《邺城故事》、《邺都春秋》等文史资料。”当然，这些东西与安阳方面的论证一样，同样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证明曹操墓选定一座西门豹祠而排斥其他西门豹祠的做法，难免使人怀疑其公正性。

沧海桑田，从古邺城到现在的安阳与河北临漳一带，历经兵燹，漳河水屡屡泛滥，早已造成许多地方的变迁。要探索曹操墓及其相关的西门豹祠的真实位置，可谓很难，也许永远找不到。如果要确认，一定要提出非常过硬、而不是让人疑窦丛生的证据，否则无以服天下。1985年5月6日的《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曹操墓在何方》，其中引用过当时的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江东平给作者的一封信，江东平副部长抗战时在此地工作过，信中写道：“古漳河在历史上几经迁徒，铜雀台、冰井台就是在漳河改道时被冲垮的。曹丕说：‘欲祭先王河上，悲伤感切’，似乎是因为漳河滚动，把曹操冢淹没了，致使他无处祭祀。”这并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有史可稽的。据《资治通鉴》记载，曹操死后，漳河水时常泛滥成灾。当时的古冀州有过数次大水。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七月，“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资治通鉴》卷80）“咸宁四年（戊戌，公元二七八年）司、冀、兗、豫、荆、扬州大水，螟伤稼。”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在洪水泛滥中，西门豹祠的改动是很正常的。现在隔了那么多年，完全不考虑其中的变迁，不过严格而多方面的讨论，仓促将此作为古时西门豹祠来认定曹操墓的位置，显然是不合适的。1975年底，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帮助整理古籍时，曾多次聆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沿革的讲座。谭先生一再强调，不能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地址作为当时的地址，一定要详细研究它的历史沿革与变迁，不然，就不必建立历史地理学了。谭先生说的是人文科学中的通识，它是跨越专业的学术规范，足可以为今人镜鉴矣。

在从曹操墓向西门豹祠进发的途中，我们经过了出土鲁潜墓志的西高穴村西北的一处砖窑场。来之前查了查资料，知道汉末的墓志并不等于墓碑，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汉末立碑之风盛行，谀墓现象严重，引起人们的反感，曹操曾明令禁止立碑，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铭诔尚实”，也是针对的这种文风。后来的人们有鉴于此，将立在墓前的石碑做成墓志，放到墓中，以证明墓主的身份。鲁潜的墓志就属于这种墓志。但遗憾的是，这块墓志所附的墓并没有发现，于是这块墓的原始位置便无从认定。就象我们现在的车牌一般情况下是安在车身上的，找到车牌也就是找到了车，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车牌离开车身也是常有的，如果拿脱离了车身的车牌来认定车的位置，岂非有点象古人所说的刻舟求剑、胶柱鼓瑟？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这一带因为兵燹与洪水而使墓葬变化的因素很多。鲁潜下葬后，当地的社会与自然情状肯定经历了许多变化，“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汉魏古诗中经常喟叹的情形是经常存在的，古墓的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就拿曹操墓来说，现在考古队所见的早已是面目全非，无从考定真相了。所以，在鲁潜墓没有找到之前，依据一块墓志的出土方位来判断曹操墓的位置，恐怕也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