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在的奸商都视人命如草芥

看看这个新闻就知道了 

河南“癌症村”里的死亡:有一种利润蔑视生命
村民石章云3年前患了食道癌，现病重不起

王子清已记不清自己主持过多少次葬礼了。 

自打他48岁那年起，癌症患者便在村子里多了起来，死亡接踵而至。每遇死亡，王子清必会到场，或主持，或与亡魂告别。多数情况下，他是主持者。 


本来，作为子字辈的他，是没有资格主持这种仪式的。子字辈之上，还有祖父辈的玉字辈和父辈的德字辈。在村里，这种告别亡魂的庄严仪式，通常是由年岁较大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但如今村子里玉子辈的人已所存无几，而德字辈的人，或因癌症相继去世，或已“逃离”了这个村子。因此他这个小子辈，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岁岁月月，“送走一茬又一茬”。 


“每死一个人，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现年65岁的王子清步履蹒跚地走在村中，神情黯淡。有时，他还会停住脚步，摆摆手，不去追忆往事，“都是大好的年龄，死的太可惜了。真不知道啥时才是个头啊！”

谁得病谁家就败 


在王子清隔壁的一条小巷子里，原先住着16户人家，现在只剩下3户了。其中，有两户全家死于癌症，其余的因害怕也搬走了。 


恰逢雨后，巷子里一片泥泞。在这条约100米深的小巷子里，已有很长时间没人出入了，显得分外寂静。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是两层预制板楼，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村子里，这栋小楼显得十分气派。但如今铁门上的锁头已经生锈，门口杂草丛生。显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了。 


“死的死，走的走。”王子清趿着拖鞋，在泥水中“啪嗒啪嗒”地走着，不时发出重重的叹息，“以前这里可热闹了，现在一点生气都没啦。” 


这个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的村子，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曾和许多村一样，过着自给自足的闲适生活。农忙时，男人女人热火朝天地干活，换取一年的口粮。收成好的时候，兴许还会落些余钱，添几件衣服，买两件电器，乐呵一番。不忙的时候，男人们出外找些活计，或在本地打打零工。空闲时，招呼几个人喝上几盅，或搓一阵麻将。 


可眼下，疾病和死亡像恶魔一样几乎缠扰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街上偶尔遇到几个人，脸上也大都带着悲伤、无奈或茫然。有时能看到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往往都和癌症有关。 


一位癌症患者盖着一床厚被子躺在床上呻吟。经过化疗和放疗，她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头皮清晰可见。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瘦得皮包骨头。她紧闭双眼，嘴里不时嘟囔着什么。守在她身边的丈夫，愁眉不展，目光呆滞，偶尔下意识地给妻子掖掖被子。“家里有多少钱，也让病折腾穷了。”他说。 


在这三间预制板结构的楼房里，大理石地板、雪白的墙壁、宽大明亮的窗户、墙上四大名楼的挂图，以及一台21英口寸的彩色电视机，多少彰显出主人的能干和富足。如果不是癌症拖垮了这个家庭，在这个举目都是低矮房屋的村子里，楼房主人的生活一定会让邻居羡慕。可现在，这间屋子里死气沉沉。 


“谁得病谁家就败。”王子清说，有钱的人家，病人能多活两天，没钱的，就只能等死了。他一再表示，村子里钱都不好借，有钱也不敢借出去。“我们东孙楼穷，不是因为人懒，没能力，而是因为癌症。只要家里有病人，都得花上三两万块。” 


王子清的一位叔叔患了胃癌，家里拿不出钱为他填这个无底洞，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上吊自杀了。“因没钱看病上吊自杀的，村里已有好几个。”他说。 


人死了，葬礼照样得办。火化1000元,棺材1500元,孝服500~800元,灵车灵棚各100元，唢呐100元。各种费用算下来，至少需要5000元。因外出和死亡的青壮年多，棺材都没人抬，以至于吊车下葬，成了当地一个“热门”行当。 


由于贫穷，村里如今盗窃成风。王子清家原来的围墙不高，人很容易翻墙进去。现在，他已把原有的围墙拆掉，准备加高。“我怕小偷。”他说。 


村头墙壁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治疗腹泻、癌症的广告。有些患者无奈只能找江湖游医寻求安慰；有些患者则只能求助“神”的力量。 


黄孟营村33岁的孔鹤琴，19岁嫁到此地，26岁得了直肠癌，4次手术，12次化疗，花了7万多元，如今家徒四壁，外债高筑。两年前，“感到无望”的孔鹤琴皈依了基督。每周五，骨关节变形的她，都要坐在轮椅上，让丈夫推着，到两公里外的王寨村做礼拜。王寨村基督教堂的信徒芦美英则表示，七八十名教友中，基本都是身体有病的人。 


孙营村的村民孙振雨，不忍看着自己的乡亲们忍受癌症的折磨，于1999年，筹钱2500元，修复了村里的华佗庙，“初一十五，香火很旺”。但华佗庙重修后4年，孙的爱人得了偏瘫，至今卧病在床。可叹的是，连塑华佗像的匠人也因癌症而去世了。 


与周边“癌症村”一样，东孙楼村能参军的人很少。有几年，竟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 


“人活得都没有希望了。”王子清说，“村里的人总担心，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

希望政府搭建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平台 


沙颍河由沙河、颍河于周口汇流而成，自西向东流经河南中东部，全长600余公里，是淮河最大的支流。沈丘，是沙颍河入安徽的最后一站。 


“你们得利，俺们得病；你们升迁，俺们升天。”这是流传在沈丘县民间的一则顺口溜。主要针对的是坐落在沙颍河流域大大小小的企业，其中不少为高污染企业，比如造纸、皮革、塑料、酒类等等。这些企业中比较知名的有：项城市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莲花味精”）、扶沟县的扶沟味精厂、漯河的银鸽实业集团以及丁集皮革业等。过去这些企业的工业污水基本上都排放在了沙颍河中。据当地人反映，前些年，沙颍河水色如墨汁、臭气熏天，曾发生过呛死人事件。 


驸马沟是项城市污水入沙颍河的一条人工河道。其污水源主要是城市生活污水和莲花味精集团的工业废水。 


“以前这里臭气熏天，活像一个化肥窖，人人都得捂着鼻子走。”76岁的老船工连德财说。据老人描述，在没有污染之前，这里的水清澈见底，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岸上看得一清二楚。水里的鱼又多又大，经常能够捕到十几斤重的大鱼。而现在，这里的鱼几乎绝迹。即使偶尔能捕捞上一两条，也没人敢吃。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水里的鱼给什么喂，什么就死”。 


据说，前几年，水面上到处漂着白沫。有一次，不知何故，驸马沟的水面竟然着火了，把泄水闸烧坏了。 


“以前河里洗澡的人很多，每年都要淹死好几个人。”连德财说，“不过，水污染后也有好处，不会淹死人了。因为没人去游泳了。” 


仅这条小小的驸马沟，污水一流就是十几年，迟迟得不到治理。而早在1994年国家就启动了治淮工程，历经10年，投资600亿，但至今未能实现“水体还清”的目标。淮河干流支流的治污任务，依然十分严峻。 


“环保局是属地管理。很多污水都是从别处流到沈丘的，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9月5日，沈丘县环保局副局长徐启亮对记者说。沈丘县水文站站长也表达了水文站的无能为力。他说，水文站的权限只限于取样监测，并没有管理职能，因此，对治理帮不上真正的忙。他透露，有时地方政府出于利益保护，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水文站取水样。 


不过，在治污形成共识的今天，特别是在上级环保部门的重拳出击下，一些企业已经被迫加入治污的行列。比如位于项城市的莲花味精，这个昔日沙颍河的排污大户，曾屡被媒体曝光并被罚款，10多年被迫为环保交了7亿多元学费。项城市环保局前局长还因此“下课”，该市分管环 


保工作的副市长，也因此被责令深刻检查。 


“做好环保是首先对企业的效益负责。”莲花味精环保事业部负责人王飞对记者说，“我们企业曾经为环保付出过很惨痛的代价，几次差点被关闭，因此绝不能再走老路了。” 


“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在沙颍河治污问题上曾屡次和莲花味精交涉，可谓“老对头”。今天他也认为，莲花味精“的确下了功夫改造自己”。 


“企业在主观上对自己负责了，在客观上就对社会负责了。”霍岱珊说，希望企业能够意识到，做好环保是分内的事，是真正对企业发展负责的事。 


少了莲花味精的污水排放，驸马沟的水质，在当地人看来，已经稍有好转，臭味也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远远望去，几个老人坐在树荫下乘凉，卖冷饮的小贩在吆喝生意，更远处的沙颍河大桥下，几个孩子正在水中攀登桥墩。 


今天，最让霍岱珊头疼的不再是像莲花味精这样的大企业，而是许多名头不响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经常和政府职能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人手，根本无法发现不达标的排放，更不用说治理了。“更何况，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刻意保护本地的企业”。 


“政策宣传就像文工团。”霍岱珊说，“光有文工团不行，解决问题还要靠步兵，要打阵地战。” 


“公众就是步兵，就是打阵地战的基础。”霍岱珊说，“组织公众参与，可以形成对排污口的实时监控。”他一再呼吁，希望政府搭建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平台，让污染源无处隐身。

最关键的一段还没发上来  说不能重复发广告  气死我了  

为了社会的发展  
牺牲的是人的生命  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污染那么严重 国家环保机构那里去了？？？

都他吗的是吃干饭的

这是赤裸裸的谋财害命！！！